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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如何看待“按劳分配”
在日本打工———一次『脱胎换骨』的体验
赢家通吃的社会
读书上的功利主义和童子功
青春的哀歌
再现风云时代透析历史情怀——读《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著、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
市场的考察》已是再版。作者长期致力于把生活中的点滴经验与市场经济的运作
规范联系起来，把经济学还原为事理常规，以“点化大众”。书中通过４４个题
目，各成体系，运用“家常式”的引导很容易使读者于片刻闲暇中含英咀华，轻
松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
“按劳分配”的概念有其理论基础，这就是从斯密到李嘉图，又到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这个理论认为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因此价值的分配应依劳动支出
的多少而定。
但是在美国，人们除了劳动收入还有其他收入，例如将钱存入银行可获得利
息，拿来买股票可得到股息，将房子或土地出租则可获取租金等等，这些都是劳
动之外的收入，非但在美国如此，在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甚至在中国这
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利息、租金等非劳动收入。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话，就会想到：除了劳动，是否还有别的
产生价值的要素？现代经济理论的结论是：劳动、资本、自然资源是产生价值的
三大要素。这倒不是说资本和自然资源会自动创造出价值来，而是说，有了资本
和良好的自然资源，可以帮助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一部分额外的价值不能
归功于劳动，而应归功于资本和资源。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努力积累资本，改进
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并从中得到非劳动报酬。
所以美国人不但有“按劳分配”的概念，还有资本报酬和资源报酬的概念，
认为这三种报酬都是合情合理的，当然也是合法的。
绝大多数美国人以劳动报酬为生，或主要依靠劳动收入。根据统计，美国的
劳动收入占总价值创造的８１％，非劳动收入只占１９％。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
，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缓慢稳定上升，从３０年代
的７５％左右上升到现在的８１％。
美国的工资标准是凭什么确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不同职业
的人实际收入是多少。在美国很忌讳去打听别人的收入，但各种招聘广告却能够
透露出一些信息。美国各大城市的报纸都设有这类广告专栏，有些学术性杂志出
有征聘专业人才的消息；马路两边的墙上，商店的橱窗里也都可以看到“聘请帮
手”的招贴，不过后者多数是请临时工，不订正式的长期录用合同。这些广告有
的明码标价，说明每小时报酬若干；有的则只给出一个报酬范围，确切数字留待
面议，不过也有一字不提的。
一般情况下，短期雇佣多为明码，长期录用则有待双方商议。因为确定工资
数额是一种费时间精力的谈判，只有对涉及重要职务的长期录用才值得花成本去
做仔细的调查和比较。
在美国，收入最高的阶层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经理阶层。
他们的年收入可从十几万到近百万美元，个别的杰出人物竟达一千多万美元。这
不仅包括他的薪俸，还包括股票增值、分红等收益。由于经理阶层收入最高，美
国最豪华的住宅的主人们多是腰缠万贯的经理们。
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的年薪也只１２万美元，通常正教授年薪为６
万美元左右。在大公司的科研单位任职的科学家薪俸稍高些，在政府任职的官员
薪俸相对要低一些，他们之中总统的薪俸最高，也仅２０万美元。而一位女秘书
的年薪一般仅２万美元左右。女售货员的薪水仅１万余美元。薪水的高低不仅与
职务所需的知识水平和所受的训练有关，也与职业的稳定性有关。正教授和政府
官员近乎铁饭碗，所以待遇较低。经理们的报酬波动很大，其职位也远不如铁饭
碗，所以待遇较高。美国的警察待遇很高，可与教授相比，不但因为这一职业要
求很高的文化业务知识（警察常常代表政府），而且在执行公务中常有危险。井
下矿工的待遇则超过大学教授，其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以上所指的薪水都是未
扣所得税的毛收入。为了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美国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即收入高
的那一部分的税率较最初的几千元的收入税率高。近２０年来美国不断降低所得
税的最高税率，在最近的１９８６年的一次减税中，将最高档的税率从５０％降
到２７％，和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的税率是很低的。最近克林顿总
统提出增税方案，将年收入为１８万元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３１％提高到３
６％，而且年收入超过２５万美元的那部分还要再增收１０％的税。
在美国，报酬是明确地取决于劳动创造的财富而不是投入劳动的成本。歌星
凭他的歌喉，影星舞星凭他们的相貌身段，都可得到几十倍于常人的收入，这些
收入与直接投入的劳动价值无关，但没有人说他们是剥削。经理们的高收入也与
支付的劳动关系不大，而主要与他们的创新精神，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定并敢
于承担风险的勇气以及他们的运气好坏有关。这样一种分配观念有利于进取革新
，提高社会的生产率，但显然并不公平。好在美国人已习惯于这种是非观念，过
高的收入又有累进所得税加以限制，所以这种分配原则还会继续下去。
选自《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茅于轼著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负笈东瀛写春秋》这本书汇集了一百多位留日和旅日中国人的自述这些既是他
们在东瀛经历风霜锤打后一段艰难人生的总结又是他们向祖国母亲倾诉衷肠的琅
琅之声。这里选录其中一篇使人得以窥见其一斑。
在国内的时候谈起出国留学的事时，有的人就说：“在国外读大学容易，只要有
钱就行！”那时我对国外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如何能上大学心中无底，听了这番
话似乎有一种希望在萌生。
谁知当我踏上扶桑之国开始了我的追求时，却经历了一生中最难忘的精神和
肉体的磨难，同时也得到了最宝贵的自我存在的价值。
刚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时，会碰到很多困难。首先遇到的是签证与打工
这个与生存最为密切的问题，其次才是求学，而且也绝对不是有钱就可以上大学
那么容易。无论哪所大学，要想进得去，都必须具备过去最终学历成绩证明、日
本语能力、财政能力这三个条件，然后才能参加考试一决雌雄。
当时日本语学校的签证制度是两年制，期满后如果没有进路就必须得回国。
这对大多数靠借钱来日本的同胞来说，尚未还债就得离开岛国，几乎是不能接受
的现实。不管是想学习还是不想学习的人，都得必须想办法上学才能合法留在日
本（当时能在日本就职的机会尚不多闻）。这样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造成了走大学
这条“独木桥”的人越来越多，桥越来越窄。
升学考试期间，我的签证离期限尚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就是说也许过了几
个月我可能就会踏上归路。为了增大保险系数，我想按照国内的说法“有钱就行
”的教诲去做，把昂贵的报名费投到多所学校上，并在面洽时大胆自吹“海外的
亲戚有大笔赞助金寄来日本”云云，以解除学校的不安。遗憾的是这个“预言”
被无情的竞争社会所击碎，我丢进去的钱几乎“血本无归”。此时我才意识到事
情的严重，不得不紧急调整自己的策略，果断地辞掉工作，全力以赴扑在考试复
习上。准备阶段首先攻克语言关。不用说，同时还得复习与考试科目相关的专业
知识，以及政治、文化等常识。就在大学校门快要对我关闭的瞬间，我咬牙拼搏
硬闯了过去，幸运地考上了经济本科的四年制大学。
学校坐落在离东京坐电车需要一个半小时的郊外。为了上学方便，我决定搬
到乘车方便的沿线上。这样头一年我在必须交纳近１００万日元学费的同时，还
得付出一笔不小的搬家费。我本来就穷得叮当响，这一来无疑“雪上加霜”。在
规定的日期内交不出学费就要被取消入学资格。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
睡不安。本来就“苗条”有余的我，一下子又掉了３公斤，形同“皮包骨”。找
同胞借钱是很难开口的，中国人虽有仗义相助，救人之难的美德，但是在日本，
用血汗挣来的钱，几乎可以看作是生命的担保，你怎么好意思开口呢？找日本人
借钱就更没门了，因为日本人没向个人借钱的习惯，一提到借钱，再好的朋友也
会马上断交，逃得远远的。我有一位日语学校的同学，也是为报考大学没有钱大
伤脑筋。他不懂日本的规矩，开口向一位和他关系不错并且在热心学习中文的女
士借钱，胸有成竹地等待钱到手，没想到对方一阵吱吱唔唔后就再也没找过他，
结果当然就可想而知了。可我，只有借钱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不顾别人的遭遇可
能会在我身上重演，硬着头皮向一个北京籍的男生说了实情，希望得到他的理解
与帮助。真是运气好极，他竟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的要求。诚如他的名字叫“
徐迟（慈）”一样，我遇到了大慈大悲的好人。借钱这一难关又克服了，心里松
了一口气的同时又为攻克下一个难关做准备。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还给
人家。这样我从早上７点半到１０点在一家招待所食堂做跑堂，下工后马上赶乘
电车去学校上上午最后一节课；下午课上到一半又赶回东京的料理店打工。遇到
学校的休日、红日（日本的假日）和星期天，我又在一高层大楼做清扫工，完全
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是早出晚归，睡眠不足５小时。仅头一个月，我丢了不少
课程没来得及补课，却挣了４０多万日元，创下自己在日打工的最高记录。当时
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盛期，拼命打工确实能挣很多钱，对我来说自然也有巨大的
诱惑力，可是我已经打不动工了，再怎么给自己鼓气也不行，那段日子简直就不
是人过的日子。何况我还是个学生，学业绝对是不能荒废的。于是辞掉了其中一
份工作，把时间用到了“正道”———学习上。尽管我身后仍有日后昂贵的学费
在追逼着我，但我不得不在“进退两难”中竭力保持学业优先的原则。
日本人相对来说比较小心眼和爱猜疑。比如在饭店打工，店主看到你和客人
说话时间稍长，就觉得有说自己坏话的可能，就会干涉但又不明说。只是嘀嘀咕
咕说些让人听不清但又分明是冲着你说的话，让你感到浑身不自在，赶紧避开客
人。当着众人的面受到这种冷言冷语的攻击，觉得这是一种屈辱。但是为了饭碗
，不得不压抑愤慨。有时上班时一想到又要和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一同长时间地工
作，心情就不很舒畅，很压抑，久而久之就会衍生出病来。有一次我听到电话铃
响，就抓起听筒却听不到对方说话，等了二三秒钟仍听不到反应便急得大声喊：
“喂！喂！”，仍然没一点反应，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于是把听筒移到左耳上就
听到了对方的声音，这时我惊骇地马上意识到自己右耳失聪了！我没敢怠慢，立
即打电话告诉国内的家人。家人全都震惊了，纷纷催促我立即停止学业和打工回
国治疗和修养，并悲伤地预测着我的未来。在这种气氛渲染下，第二天一早，我
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也认为病情严重，命令我立即住院治疗。经过十多天的
治疗，听力渐渐的恢复了。住院中我多次向医生问及病因，但都答不出所以然来
，因为通过各种仪器检查都没有发现异样，只能诊断为是精神紧张所致。
回想在日本留学的日子，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
体验，原来懦弱、内向、保守的我，变成易兴奋、敢闯荡、刻意追求完美境界的
人。
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在均等的大锅饭和经济繁荣之间只能择其一。因
此，尽管并不情愿，我们还是要默许市场的法则，也就是说，依照个人所创造的
市场价值来决定一个人的报酬。
然而，如今在多数人只能勉强维持正常薪资之际，顶尖杰出人才的薪酬却呈
现爆炸性的增长，这使我们不由得要问：为什么某些人赚的钱比别人多得多？所
得不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难道只是个人能力日益悬殊的表现？还是由于科技
的变革，使得经济社会中的筹码越来越集中在金字塔顶的职位上呢？
两位经济学家通过《赢家通吃的社会》这本书，将我们的注意力引领到一个
几乎无法抵挡的市场潮流上———难以数计的人才，穷毕生之力角逐，冠军赢家
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报酬，但亚军之后就全是输家，所得少得可怜，这就是“赢家
通吃的社会”。
过去２０年来，我们只欣赏明星、运动员和演艺人员，重金礼聘，而其他同
台献技者的收入与地位却微不足道，如今这种潮流已经显著左右了经济格局，同
样的境遇已经延伸到司法、医学、高等教育、银行投资、时装、出版、媒体和企
业管理人员领域，这些行业中的人，知识技艺可能相差无几，所得却会有天壤之
别。《赢家通吃的社会》揭示了这些现象背后的驱动力量，并且探究了这些力量
在经济、社会、文化上所造成的后果。
诚然，在一个大型的经济体系内，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到一样的所得，那么没
有几个人会愿意在教育上或发展个人特殊才能上做投资，也没有人愿意努力工作
，承担风险。我们面对的是痛苦的取舍。但是本书认为，近２０年来改变的更多
是机会的分配，而不是才能的分配。这种转变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科技。信息处
理与传播网络日新月异，因此那些占据高位的才智之士握有的筹码日益增长，留
给他人的利益空间相对的也就越来越小。市场并没有使得社会大众得利，尤其晚
近以来，大家对于社会最高奖酬的竞夺行为徒然是劳民伤财。所得不均现象日益
严重，对于经济成长的作用可能是压抑多于刺激，如果坐视赢家通吃的现象，我
们的文化和思想将日益贫瘠单一，太多的精力将耗费在对社会无益的行业。
因此，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以共约共制的方式将最高奖项的奖酬调
低，并且遏阻某些形式的竞争，也不一定会走上大锅饭的悲惨命运。相反的，如
果我们要走上一个更公正、更繁荣的未来，这样的共约共制也许才是开启这扇门
的钥匙。
《赢家通吃的社会》海南出版社１６．８０元
功利主义和童子功两下里分开说是没有什么联系的，而用在一起说读书，就可以
联系起来。功利主义读书有如下的表现：其一、专业或职业需要所读的书，这些
书不一定是自己喜欢读的，也就谈不上阅读乐趣；其二、为取得文凭所读的书，
这些书考试以后往往再也不愿亲近；其三、为获取信息而读的某个方面的书，如
科技领域的动态、经济领域的动态；其四、为一篇论文一本著作而从事的阅读活
动……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谓的功利主义是个中性词，只是要说明阅读的实用性
，并没有贬损的意思。然而，这中性的功利主义也不一定是没有害处的，害处的
主要表现是阅读的被动状态，就好比没有恋爱的婚姻。被动的阅读使读书的时间
空间两受限制，使读书的心情受到影响，使读书的效果受到破坏，而且有一点还
不容易被人察觉：就是读书的童子功永远也练不出来。这是笔者２０年读书经验
所得的体会。
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童子功呢？简而言之，就是基础领域的基本书籍。文史
哲有文史哲的基本书籍，其他领域也有其他领域的基本书籍。老辈人喜欢说，熟
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溜，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唐诗是汉语
诗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诗歌的经典，熟读唐诗就是练写诗的童子功。否则，为什
么人家不说熟读×诗××首呢？笔者学用英语有２０年了，最大的收获就是看见
了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东西，最大的损失就是读中国书的童子功永远也练不出来了
。在我入门读《史记》、《汉书》时，学业要求我不再去读那些书，转而去读英
国小品文，读莎翁商籁体诗；等我刚入门可以读英雄排偶体、五步抑扬格时，新
的工作岗位又要求我去熟悉来往公务信函，熟悉外事接待方面的英语……结果中
文西文两方面的童子功都没练出来。于今，到以爬格子为职业时，深感两方面童
子功的欠缺，想补都来不及。碰见熟人只好自嘲自己写文章是“野路子”，在报
刊上“跑龙套”。有个别关心我的前辈对我说，你该去读一点《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之类，多么熟悉的名字，知道它至少是２０年前，那时语文老师也让
我们背诵它。这２０年里又何尝读过它呢？
生命止于何处？人该如何对待自己有限的一生？《再给我十年》这本书真实感人
地记述了已故抗癌明星、清华大学优秀学子江涛，作为一名风华正茂的天之骄子
和一个与死神含笑相搏的晚期癌症病人的短暂而不寻常的一生。书中收录了江涛
在病重期间写下的一曲曲心灵的哀歌———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多篇获奖散
文，并首次推出了他在病床上忍痛完成的长篇遗著《象牙塔中的青春》，尽情展
现了青春美好、斑斓多姿的大学生活，倾注了他生命最后一刻无尽的爱、友谊、
希望与哀伤……本书不仅能给众多的绝症病人以生的勇气，更能令所有人在捧读
之余深思生命的意义，去珍惜、善待自己有限的人生之旅。
《再给我十年》江涛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元
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２０年来，沐浴在改革春风里的人们
，在这一点上已自然地形成了共识。而随着２０周年纪念的到来，专注于十一届
三中全会前后的书籍，又呈万马奔腾而来之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读到了李
艳与熊志勇著写的《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一书。
这本书涉及的事情很多，几乎辐射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方方面面，但全
书贯穿着一条生命线，就是思想解放。同时，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回首往
事，我们所思、所写也可以多一些厚重，少一些暗晦，对这段极其重要而难忘的
历史，做出客观的透视、理性的沉思、真实的再现。”所以，这本书有着它自己
的亮色，并凸显出它的价值所在。
以坚持还是取消“两个凡是”为例，今天的人们，更习惯称此为第一次思想
解放运动，并万众一心，“觉今是而昨非”。但作者并没有以激愤的心情，简单
地把它归结为是以昨天为座标、还是以明天为尺度，而是理性地反映出“以明天
为尺度”的许多艰难与曲折。书中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台前幕后、包产到
户的欲死还生等等引人注目的问题，从方方面面做了透视，条分缕析，使我们得
以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
这也就不能不写到这一时期的政坛风云。毕竟，经济方面的转变也好，思想
文化方面的转变也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也好，都必然要在人事问题上有所反映
，尤其是在决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最高领导层。书中不是流俗地把一切问题都
想方设法向所谓权力斗争方面炒作，而是客观地展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因循
守旧与改革开放的思想碰撞，必然会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工作中产生。
而实践的结果，则证明了这样的主题：是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是历史选择了邓小
平，是中华民族选择了邓小平。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把严肃的主题寓于生动活泼的事例、雅致流畅的文字之
中，令人心有所动，思有所悟，将扣人心弦的历史如实道来，言之成理，情节引
人入胜。
《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上、下）中共党史出
版社４４．８０元